⸺訪靈命進深營講員呂紹昌牧師

《心版》編輯同工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太4:19）

2024年國殤節期間（5/24-27），我們回到闊別六年的尼克斯學院（Nichols College）風景如畫的校園，恢復為期三天的暑期靈命進深營。本次營會的主題為“渴慕永在的復興”，由呂紹昌牧師和沈仁娣師母主領。呂牧師為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主任牧師（1995-2006），曾任正道福音神學院教務長（2006-2013），基督工人神學院院長（2013-2021），於2021年榮休獲授終身榮譽院長（2021-），且返回亞特蘭大華人教會任主任牧師，以迄於今。他在芝加哥三一神學院哲學博士畢業之後，一生致力華人神學教育與牧會。《心版》團隊在週日與呂牧師共進早餐，分享內容節選如下。

信主經歷

我在大學畢業後當兵的時候信主。當時認為自己的道德標準很高，但是軍中的壓力大到一個地步，讓人覺得是一個法西斯社會，很不公平。官長要磨練士兵學習服從，對知識分子來說，他的要求有時不可忍受。但越是不可忍受，他越要折騰你。一次在練習刺槍術的時候，槍頭很重一直往下垂。邊上戰友的槍頭垂得比我的低，他不找麻煩，反而找我的麻煩，因為我的個性倔強。他在我槍口前面囉嗦，我真的很氣他，幸好槍裡沒有子彈。我雖然性格溫和，但人總是有脾氣的。這次事件對我的影響很大，過去後仍有一身冷汗。有些事情可能三、五秒鐘之內發生，人生會完全不一樣。我開始想，你真的像你想像那麼高尚嗎？什麼都可以控制得了？可以克制？其實不然。

那是一個突破點，認識到自己對人性的評估不夠準確。之前有人傳福音已經很久了，我的師母高中就信主，比我早很多。每次講不過我，找她的同學來幫著辯論，他們都不可能贏過我的。當時我有一點基督教信仰的概念，但是不信，也不願意承認。我畢業當兵的時候，教會的傳道送我一本英文馬可福音單行本，大概是因為我看英文習慣了。我的女朋友，就是後來的師母，送我《荒漠甘泉》。在曠野中當兵非常鬱悶，那種法西斯式的限制和這些書籍對我的信仰有很大的影響。

我相信這個教會是神的預備。這是個很小、很不完全的瑞典聖潔會教會，最多不超過90人，大概60-70人左右，但神獨行其事。我是教會第16個出來全時間服事的，在我獻身前後五年，大約有25個到30個年輕人全時間奉獻。我很欽佩這些宣教士和牧者們，跟大家一起生活，不求名不求利，不去大都市，而是去比較偏僻鄉下人家傳福音。因為他們的生命，雖然是個小教會，也發生過不理想的事，卻出了這麼多宣教士和傳道人。我1979年當兵回來後，又回到那間教會。

全職事奉

我的長子在1982年出生，1988意外過世的時候，我很清楚神呼召我全時間服事。他過世的時候，我想到的是約伯記的經節：“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伯：1:21）。我太太因為避孕失敗而懷孕，醫生說有殘障的機會很大，建議如果我們願意，可以作流產手術。我們相信醫生有他的道理，但是生命屬於神，如果神要讓孩子出生，就會負責任。我們覺得應該把孩子留下來，沒想到這個孩子特別英俊，也很聰明，五歲半的時候就可以修改我的英文電腦程序。我沒有教他學英文，他在一邊看我擺弄電腦就學會了。

之前神呼召我八年，我在中原大學的同事、學生、和會友常問我，你為什麼還沒有全時間事奉？我在美國讀的是語言學，回台灣在中央氣象局當局長秘書，因為我的英語能力，在國際聯繫科任職，當中有兩年在中原大學兼職教英文。後來因爲我的語言背景，去芝加哥三一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讀博士的時候，他們開的阿拉伯文、亞述文、巴比倫文和埃及文我都學了，深得Dr. Gleason Archer的賞識，也幫助我增加原文解經的能力。

我離開中央氣象局，去三一神學院進修之前，在一個小型的基督教學校基督書院（後為台北基督學院）教英文。這是美國宣教士賈嘉美成立的學校，還沒有在教育部立案。我師母很有服事的負擔，我卻沒有：大學教書很快活，去了基督書院也沒有掙扎。她常跟我講這件事，但我都沒有感動。直到一天讀到馬太福音四章十九節，“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我那天很有感動，回到家裡就決定進修神學。

神學院與牧會

1994年我還是博士生的時候，正道神學院邀請我，當時只是說請我替詹正義牧師教一節課，其實是面試。我沒想那麼多，就去帶課。帶完課以後，詹牧師找董事來請我吃飯，然後我趕飛機回去。他們很快就把聘書合約寄來，但我當時沒有感動，因為我不屬於長老宗，而且準備畢業回台灣。另外師母也一直覺得我不應該直接去神學院教課，而是先學會牧會，不然怎麼教導別人成為傳道人?

後來我還是去了正道。到了2001年，我牧會的亞特蘭大教會已經穩定，人數達到1300人，也有足夠工人。這是我唯一牧養過的教會，我們真的愛上了這個教會。我們答應去正道，教會的人歡送我，飯也吃了、禮物也拿了。突然之間，主任牧師邱志健牧師作了三條半搭橋手術，之後退休，這麼大的教會一下子一個牧師都沒有。我離開前的一個禮拜，教會26個人簽名，要請我作主任牧師。我不曉得怎麼辦，等幾天就要出發，學校課都已經排好一整年。我去洛杉磯和院長劉富理牧師商量。他說，怎麼會這樣子呢？我們已經等你十幾年了。

我當時不敢想像，這樣規模的教會讓一個45歲的人作主任牧師。我的立場是，如果教會要我回去，學校也同意，我會很高興，畢竟愛上這個教會，也一起事奉很久。但我對神學教育也有負擔，如果必須繼續留在學校，也是對的決定，因為我的合約如此。他們討論的結果是，教會差我作為宣教士去神學院教書一年，支付所有的費用，之後回去當主任牧師。我沒有意見，在正道教書一年之後，我回去牧會。幫他們安頓好，尋到新的主任牧師後，我於2006到2013回到正道任職。

華人神學教育

正道神學院是北美華人神學院中唯一有PhD課程的。我在教以西結書的時候有感觸，覺得華人神學院裡所有的教授，包括在香港、台北的神學院，都是美國神學院培育出來。如果神恩待華人教會，我們的師資是不是應該自己培育？應該如此。這是個很難的過程。當時我做教務長，帶領正道通過WASC（西部學校和學院認證委員會）的認證，覺得所以再放手前進一步。我向院長建議，他同意，要我尋找首任PhD項目的主管（director），我說不管外面有名望的人，還是從內部尋找都不容易，候選人必須在學術上有一定的分量，又不能侷限於是一個學者，因為開始有很多行政協調的工作要作。院長說，這個人就是你了。我於是從教務長的職位上退下來，專門負責PhD項目的開發。

我對華人的神學教育有期待。如果主很快再來，我們就不用為此煩惱。如果不是，華人的優秀師資必須由華人來培育，不管是在北美或是台灣、中國大陸，尤其是中國大陸，但是那裡的環境目前很困難，這是件遺憾的事。在北美華人神學院中，被高校認證的大概有三家，就是正道神學院，基督工人神學院，和北美華神。我和基督工人神學院有關聯，是因為我在正道的經驗，可以幫助他們得到高校認證。其他地方的神學院還不成熟，離ACS（學校認證委員會）的標準還有一些距離。

北美華人神學院的強項是有深厚的聖經基礎和神學根基，在國內暫時做不到。以實踐神學來說，北美和國內各有長處，而且必須視牧養當地的教會特殊情況而定，換個地方就不一定有果效。北美的華人神學院另一個長處是，藏書可以跟西方的神學院有很多互通。未來北美華人神學教育的前景，可以為全世界華人培養比較高端的教師人才。

教會的裝備

教會的神學教育和對信徒的關懷，可能會失去平衡。自上而下，從長老牧者和主要領導同工開始，必須思考我們是不是腦中有亮光、心中有火，因為好的神學向來必須如此。我們是知識分子，很容易腦中有亮光，但是手腳不動。我不敢說有好的建議，不妨觀察在Fellowship Hall（自由交流場所）的動能有多大，和主日學教室裡動能有多大，是不是比較平衡。參加主日學的人數，10%太低，20%屬於一般，30%更好。一個教會如果有三分之一的人參加主日學，是個健康的現象，但不能硬性推動。透過不斷的推動，參加的人數可以達到40%或者50%，但那個比例不會持續。不管我們腦筋多好，或什麼組織多發達，但是有人重感性，有人重經驗，二者要平衡。一些信主久了的基督徒，可能很追求知識，可是生活不一定配合得上，容易失去平衡。Fellowship Hall的部分，是弟兄姊妹彼此交通的機會，也很重要。

有關聘牧問題，北美華人教會缺牧師是普遍現象。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教會，沒有更多的信徒起來，進入全時間服事？我們要求打發工人的主，打發更多的工人。國內的弟兄姊妹可以放下，這裡的基督徒也要學會放下，這是明顯的道理。不但是第一代華人，也包括第二代。我們有責任教育各方面的人才，接受並給他們空間。華人教會的英語部分很少是華人自己承擔的，估計韓國人牧師比華人多，難道我們不應該關心和悔改嗎？我沒有種族主義的情緒，而是認為我不能指望別人來事奉我們。如果這樣，怎麼去宣教？

我從事神學教學有一段時間，也當過院長行政職。讓我說一些有點顛覆的話，就是願意委身的信徒，即使沒有受過神學教育，我覺得也沒有問題，重要是他的呼召、異象、熱情、和憐憫。假設一個弟兄非常有心事奉，大家都已看到，在沒有讀神學之前，讓他當牧師也沒什麼問題。但最好教會的領導層決定，為了成全聖徒，為了教會的好處，把他送去神學院受裝備，完全支持他。讓他自己決定是否回來。他怎麼會不回來呢？他愛這個教會，一定會回來。這是領導者要做的事。

整理編輯：潘瀾

耶和華肯救我，所以，我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華殿中用絲弦的樂器唱我的詩歌。（以賽亞書38:20）
傳道者專心尋求可喜悅的言語，是憑正直寫的誠實話。（傳道書12:10）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箴言25:11）

2023年12月9日KRC（Kingdom Resources for Christ）講師團隊在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CBCGB 舉辦了一堂精心規劃的文字精華啟發課。用蘇文安牧師（錄影教學）结合吳信惠和林敏雯兩位老師主領在現場的習作和活動。用短短五個小時的美好時光，讓學員們親歷何謂“心與筆的飛躍”！以“浸潤神國文化、活出神國精兵質素”為目標，在寓教於樂的課程中，使大家有深刻甜美的靈性、知性、感性交流。
當天晚上《心版》同工採訪了KRC協會創始人高俐理姐妹，並與吳信惠和林敏雯兩位老師晉行了福音文字工作的交流與分享。
高俐理姐妹（Lily K. Yang）生於台灣。大學後赴美深造，工作近三十年。多年來除了在美國企業界擔任資深高級管理工程師與高階執行主管，同時亦從事福音文字工作。除了在工業界的研習會任講員，也常受邀為教會與營會講員；前《使者》雜誌主編，現任“神國資源為基督”（Kingdom Resources for Christ⸺KRC）協會創始人，與《神國資源》雜誌發行人。
暢銷書《直奔標竿》、《標竿人生》、《疾風烈火》等書譯作，是她結合了管理、教會及文字三方面多年心得的成果之一。而致力於融合現代管理科學、文字傳播與基督信仰三者，並將之充分展現於華人文化社會中，乃是她長期努力的重要課題之一。
俐理生長在一個四代服事主的家庭。其曾祖父高長（1837-1921）即為台灣第一位信徒（1865）及牧者（1867），而音樂、醫療與傳道乃其家族世代傳承的聖召。
在百餘年基督教家風的薰陶下，俐理以其管理科學的專業素養所開創的“神國資源為基督”，其意義不只是在於一項事工，更著重於華人教會突破性發展所作的文化轉植工作，亦為其思考當今華人教會所面對的世紀性挑戰，所展現出來的使命感與責任心之起步。並實際投身於職場宣教。

以下是高俐理姐妹的分享:

信主被造就的經歷: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的曾祖父高長是台灣第一位本地傳道人，1865年開始服事主。我們家族的服事已有約160年，在歷代當中出了幾百位牧師。這是神給這個家族的一個命定⸺服事祂的家族，也跟我的曾祖父的價值觀有絕對的關係。我常想：我們這個家族能為後代留下什麼？曾祖父留給我們的家訓是什麼？我覺得這對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有很大的影響。
我的曾祖父20幾歲從福建泉州到台灣，他有幸在台灣聽到福音後信主，並被蒙召成為神的僕人。曾祖父在台灣傳福音一輩子很辛苦並遭受逼迫。當時他的交通工具就是雙腳，一條扁擔兩個筐：前面放他的換洗衣物和聖經還有一些重要的物品，後面那個筐裝蕃薯乾。他就這樣一個鍋子一路野炊，到一個村子就進去找那個村的長老，給他們傳福音。有時全村人都信，他就跟他們一起幾個月，建立一個教會後再走。如果人家不信的話，就會被逼迫被趕走。
我的曾祖父在世75年，當他年紀老邁時，他沒有留下什麼財產給子孫，但他給後人留了一句話：我高長沒有留下任何地上的產業給我的子孫，我一輩子留給他們的是活產⸺神的話。他拿著他的白話文聖經說：我的子孫如果信靠神的話，他們必蒙福！神確實很祝福他的五個孩子：我的祖父是家中老四，是臺大醫學院的早期畢業生，也是當時台灣少數精通英文的學者。他有五個兒子，其中兩位就是牧師。曾祖父讓我知道什麼是最寶貴的，因此我也不覺得我需要留什麼產業在地上給子孫。我要像曾祖父留下的那份產業⸺可以祝福我的後代，祝福更多的人！
我小時候特別怕死，感覺我無法控制時光的流逝，害怕自己會很快老去，我常常思考該怎麼辦？在我的信仰裡我知道有永恆，是一件很神秘，讓我嚮往的事！我必須要有永恆的把握，必須跟這位永恆的上帝連結，才能有平安！在我11歲的時候就決志信主⸺一生主權交託给耶穌基督，我一生要事奉主！我的成長當中也有許多背叛，但是神是信實的，祂從沒放棄我！
神的呼召：
我一生要事奉主！我應該要用什麼方式來事奉主？文字是充滿力量的。我翻譯了屬靈書籍《直奔標竿》，《標竿人生》和《疾風烈火》，並把這些書推薦給華人社會。我常思考教會的目的是什麼？教會要常常反省是否照著神的心意？在處理屬世與屬靈的許多問中，我們應該怎樣去把教會導向一個對的方向？
我們知道主耶穌講的“浪子回頭”只用了136個字，其包含了豐富的神學。我覺得自己是長子，也是小兒子。我看到了神怎樣接納我，那種感動讓我每一次讀到都會流淚。九十年代我擔任《使者》雜誌主編時，屬靈雜誌文章很荒涼，許多人不知道如何講故事，有時候我要把收到的文章從頭到尾重寫一遍。苦於稿源缺乏和邀稿困難，我有了籌辦文字營、培訓文字同工的念頭。這一想法立刻得到了蘇文安老師的認同，他欣然接受參與教學。於是1999年KRC开始了第一屆文字營，之後我們除了舉辦文字營和籌辦其他營會外，2005年開始出版《神國雜誌》，使用這本雜誌成爲服務眾教會、造就眾聖徒的橋樑。
神給我們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恩賜，我們不需要每個人做同樣的事情，但我們需要有很活潑的信仰。這就是《神國資源》（KRC，Kingdom Resources for Christ）在推動的。
KRC就是要鼓勵每一個基督徒活出真正豐盛的有熱情的生命，而不是在禮拜堂裏“坐着的基督徒”。因為我們的主應許我們：祂來是要讓我們得生命，並且得更豐盛的生命！我常常會問弟兄姐妹，你們覺得有更豐盛的生命嗎？能否舉例讓我覺得你有更豐盛的生命……？我們鼓勵弟兄姊妹們要充分發揮自己的恩賜，用於神的國，作忠心又良善的僕人，不要埋没了神所賜的才幹，成為又惡又懶的僕人。
KRC是一個文化的事奉，也是一個幫助大家建立信仰的事奉，我們的主耶穌來救贖我們⸺是捨命！為什麼我們需要做一些文化層面的事奉？我們讀聖經就會發覺神的話是兩刃的劍，它力道無比，常常挑戰我們很多的思維。我們盼望把這樣的挑戰放在整個教會界的當中，讓所有的基督徒知道他們必須重新去過濾很多他們帶來的文化包袱。我們常會問這個信仰應該是麼樣？
《神國資源》為什麼要強調神國？因為我們必須常常從信仰的角度去過濾我們的思考，KRC就在做這樣一個重整工作。我在看稿的時候會從不同的角度看這個文章裡所帶出來的東西是否讓人誤解？所以我們必須要反覆琢磨，盡力釐清。在2023年春天的一個營會，我們對福音派的未來做了一個思考探討：我們對神的認識其實像瞎子摸象，人真的能夠有辦法認識神嗎？除非神自己來啟示我們。所以我們人必須要謙卑！KRC就是要用謙卑的精神讓我們真的能夠虛心地來認識神。當我們在教會裡都能這樣謙卑地來尋求神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教會就會很祥和，因為沒有人覺得自己比別人強的時候，我們就會願意聽別人的。我們盼望的就是去建立一種有謙卑精神的文化。
KRC的異向和展望：
以往《神國》雜誌平均约有5%的讀者奉獻，几年的新冠疫情让我们經歷了許多慘烈的挑戰。2023年底我們的財務已經到無法支付以後的各樣開銷，我們相信神是讓我們轉型。以前我們辦營會，但是後來參加的人越來越少，我們賠錢很大。目前，我們發現越來越少人能靜下心來讀紙質的文章。我就開始觀察在網上的電子刊物（Christianity today），我在網上追蹤了它好幾年，觀察他們怎樣做電子刊物，也發現必須要這樣做。因為打印刊物的速度已經太慢了，並發現作者必須跟讀者有互動。因為一篇文章發了之後，馬上就有讀者寫出回應文章。這樣大家可以連續討論下去，就讓這個論述變得更完整，這就是現在的交流互動方式。而且這種方式可以讓更多人參與，因為很容易轉發。只要有紙刊，人們就不會有這種慾望上網，除非有特別的情況。還有影音也很重要，所以KRC將來可能會請作者錄一段影像，說明為什麼要寫這個題目。因為每個人都想要知道故事背後的故事，這就是我們講的轉型。當然我們的轉型也跟成本有關（印刷成本，寄費和所有的時間成本都太高）。
《神國》雜誌旨在分享神國資源為基督的異象與使命，欲藉此文字事工勉勵基督徒，並挑戰讀者發掘本身的才幹，不斷地突破自己本身以及外在環境的限制與傳統的框架，在神所呼召的崗位上，盡力發揮恩賜才幹來服事人、影響社會，以此來參與神國度的建立與擴展。轉型後的《神國》雜誌將集文字、影音，能快速與讀者互動的網络形式呈現。這就是KRC的異象和展望！

【編者语】
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時代：臉書、微信、微博、博客、YouTube、TikTok、電郵等各類互連網的傳播技術，以海量的信息吞噬我們的時空。但並非每篇文字都有強大力量，可以讓人願意閱讀，按讚或推轉，甚至在生活中引發行動。許多毫無特色的文字瞬間就被淹沒，不見天日。這其中也有大量承載信仰的文字，因為嚴謹、生硬又重複，不但無法撼動靈魂，反而化為文字大海中的一堆堆泡沫，轉眼消失。
如何用文字觸動人心？如何靠筆尖力量觸摸靈魂，傳遞福音？
如何透過文字書寫人生經歷及生命智慧来啓迪心智、激勵人心、提昇靈命？

記錄、編輯、整理：蘇延芳
責任編輯：潘瀾

⸺與“讚美之泉”對話

《心版》編輯同工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重新修造，像古時一樣。（阿摩司書‬9:11）

成立於1993年的“讚美之泉”作為音樂事工，致力於創作屬於華人的敬拜音樂。從1995年在美國加州正式成立為非營利組織後，“讚美之泉”不僅製作敬拜詩歌專輯、建立兒童創意敬拜學校、投入樂團培訓，同時也在美國、加拿大、歐洲、亞洲等世界各地進行巡迴音樂佈道會。藉著一同敬拜，“讚美之泉”將神的福音傳給世界各地、各代、各個年齡階段的華人，使大家連結起來，並激勵、裝備著華人信徒。 2023年9月，“讚美之泉”的團隊來到了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CBCGB），開展了名為“恢復敬拜”的兩天三夜的音樂佈道會。 團隊中包括鄭懋柔牧師（Tiffany Cheng，“讚美之泉”敬拜主領/美術設計、本次領隊）在內的12位同工將他們“恢復敬拜”的信息和鼓勵分享給我們。 

2020年開始的全球疫情使許多教會從實體聚會轉變成網上聚會，疫情過後實體聚會的恢復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困難。感謝神用“讚美之泉”以音樂佈道會的形式將我們聚集起來，彼此鼓勵、恢復敬拜、一起來到神的面前讚美敬拜神。在“讚美之泉”此次忙碌的行程中，鄭懋柔牧師擠出時間接受了《心版》同工的採訪，進行了簡短而有深度的交流；同時，承擔這次音樂佈道會協調工作的CBCGB教會執事Kelly Hsu姐妹也分享了在這次服事過程中和“讚美之泉”接觸的感動。

《心版》：這次佈道會的主題是“恢復敬拜”，這也是“讚美之泉”最新專輯的名稱，可以分享你們是如何確定這個主題的？

鄭懋柔牧師：對於“恢復敬拜”這個主題，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已經很久了。因為在疫情期間，許多教會，不只是北美，包括全世界的教會，開始在網路上聚會。美國是疫情後開放比較早的國家，但似乎大家心有些冷淡，和疫情前相比，好像似乎很難恢復到以前的景象。於是我們就有了要恢復敬拜這樣的感動和異象⸺不是網上的、而是弟兄姊妹來到教會實體的敬拜，不只是敬拜團的人和教會的同工、而是每一個人都要來一起敬拜。

《恢復敬拜》這首歌是遊牧師（游智婷牧師，“讚美之泉”音樂事工創辦人兼負責人）和我一起寫的。我們受感動於以斯拉、尼希米時代重建耶路撒冷被毀壞的城牆時，每個家庭都在做，每個家庭都要回去建造；每一代人都在做，是跨時代跨世代的，不僅是青壯年、而且家中每一代，包括孩子，都要回去建造。這就是我們想要帶出來的異象⸺要恢復敬拜。不只是這一代，而且要帶領下一代和下下一代！讓神的祭壇上的火世世代代燃燒下去⸺因為上帝告誡過我們“祭壇上的火，應常常燒著，不可熄滅”（利未記6:12CNV）。疫情像是一個分水嶺。疫情後，面對恢復敬拜的攔阻，大家可能會有些沮喪，希望我們這樣的信心可以鼓勵眾教會。還受感動於我所聽到的一個現象：海外許多教會在傳福音的時候會遇到留學生或者訪問學者流動性大的情況，他們來了教會後短短時間就要離開。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教會的牧長同工分享，學生或者訪問學者在教會認識上帝後，回到自己的家鄉可以繼續傳福音，發揮他們的影響力。這也是為什麼祭壇上會有火，不是一個季節，是一代接著一代。這樣的景象讓我們很有盼望。

我們也非常感謝CBCGB教會邀請我們來到波士頓，謝謝教會的祝福，使我們可以參與波士頓疫情後敬拜的復興。其實我們也很受鼓勵。看到音樂佈道會各個年齡階段的人都有，這是最美的。有年輕人、孩子、中年人，不分你我、不分背景，很享受敬拜的時光。希望我們把這樣的異象留在這裡：每一代基督徒都可以拿起他們屬靈的權柄，我們可以敬拜，我可以宣告神的話。

《心版》：我們看到這次讚美之泉的團隊裡有許多年輕的同工。對於年輕人的培養，能分享你們的經驗嗎？

鄭牧師：我們一直在培養下一代的敬拜者。所以，你們可以看到我們沒有很大的年齡斷層。許多年輕人不是從20歲，而是從8歲、10歲就進入我們的“兒童敬拜讚美學校”學習，在過去十年中一直被培養。他們在高中時開始服事更小的孩童，在大學的時候可以出來和“讚美之泉”一起服事。我們也出了很多資源是關於兒童服事的。

關於在美國長大的孩子中文不好的問題，我們團隊中也有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中文不太好。但我覺得華人的敬拜是很特別的，華人的文化也是很特別。我們鼓勵ABC來服事，但是每個人都有貼近他們心裡的語言，覺得哪種語言更能表達敬拜之情是因人而異的。如果他們覺得有呼召，願意留下來在“讚美之泉”服事，我們非常高興 ；但如果有些人覺得英文才能更好的表達、敬拜神，我們也不會強留，而是祝福他們。敬拜有英文的、西班牙文的等等，但上帝呼召我們是來服事華人⸺這是“讚美之泉”最關注的。 雖然很多年輕同工的生活方式是美式的，但心裡是非常愛華人的。可能我們語言沒有那麼好，詞彙沒有那麼多，但是我的感動是上帝使用軟弱的人。

《心版》：“讚美之泉”的異象是服事全世界的華人。華人的文化和其它文化是有些不一樣的。在敬拜時，老一輩的人也許不太願意做太多動作。那麼，在敬拜的選歌、題材、風格上，怎麼樣可以讓老、中、青一起參與？

鄭牧師：在北美的華人教會不容易，因為我們是移民教會，會眾不比亞洲的教會少，但資源有限。大家可以在同一個地方敬拜已經很不錯了，要找到同一種語言更是不容易。感謝神給“讚美之泉”這樣的恩典，創作的歌算是琅琅上口，大家都可以一起唱。雖然年長的人動作慢，但心裡是火熱的。當一起敬拜時，我們鼓勵他們舉起手來，也允許他們有休息的時間。例如昨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年長和年輕的人互相鼓勵，台上和周圍的人一起鼓勵，一起敬拜。

《心版》：在過去的經歷中，有沒有值得和我們分享的挑戰或是來自神祝福的事情？

鄭牧師：特別的挑戰或祝福有很多。用最近的事情來說，我們的服事在疫情中也沒有停過，亞洲巡迴在疫情期間一直都在進行。去年，我們在台灣巡迴了兩個月。這段期間的事工，團隊完全是憑著信心。因為亞洲那時是半開放的狀態，能參與巡迴的同工比較少，而巡迴中每一站都有同工確診得“新冠”。當巡迴到台灣南部的時候，只剩下個位數的同工能參與事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要做上帝要我們做的事情⸺去帶敬拜！上帝真的是使用軟弱的人。可能少一個人會少一個樂器伴奏，但我們還是憑著信心帶敬拜，最後發現很多人在我們的巡迴佈道會中聽到福音，信了主。這次全球的疫情，我們經歷在其中，上帝仍然使用我們。對於“讚美之泉”，也許有些人問是不是因為某些人、某些歌、某些事情使你們做的很好？但其實“讚美之泉”的團隊不會高舉任何人。我們是一個團隊，不管是幾個人，上帝是我們的元帥。神親自在做工。

Kelly Hsu執事在採訪開始前的分享：

這次音樂佈道會只有實體敬拜，沒有網路直播，希望能夠給來到教會參加的人有一個感受，就是和別人一起敬拜與網路敬拜其實是不一樣的。 根據我自己的觀察，這次音樂佈道會有非常多的人回到教會，很久沒有看到會堂有這麼多的人一起敬拜。全地一起讚美真是很棒的感覺。

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五年前的音樂佈道會，“讚美之泉”來的同工和今年完全沒有重複。五年前的同工基本上是志願者，不是全職；而今年來的同工基本都是全職。這是很新的現象。可以看到“讚美之泉”一直在做傳承的事。他們有許多的兒童事工，在加州經常辦兒童的營會，讓孩子小時候就知道如何敬拜。像這次來參加音樂佈道會的同工非常年輕，比如其中一位主要的聲樂同工吳瑋庭（Tina Wu）姐妹，她三歲來到美國，講話都是用英文，不會看中文，但也積極熱情參與在服事中。所以我很感慨“讚美之泉”不只有使命感，同時還有行動，而且持續非常久。

對於“讚美之泉”的音樂事工，基本上每年他們都會出一張音樂專輯。學習音樂創作的人也許會知道，寫歌的不容易。若不是聖靈的帶領，很難寫那麼多歌。在現世代中，教會也需要有與時俱進的敬拜，這是“讚美之泉”正在做的事情。當我們知道年輕人喜歡的音樂是什麼，不只用傳統詩歌，也用現代音樂來敬拜，也許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輕人回到教會。同時對於學音樂的基督徒和學“教會音樂”的孩子，我希望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服事主，也鼓勵教會打開門提供更多的機會讓學音樂的弟兄姊妹進入教會服事。

記錄整理：程嘉

責任編輯：Sandra

Interview with 2023 Missions/Social Concerns Conference Speaker Kenny Chau

The Pulse Editorial Co-workers

It will not be quenched night or day; its smoke will rise forever.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t will lie desolate; no one will ever pass through it again …… For it is his mouth that has given the order, and his Spirit will gather them together. He allots their portions; his hand distributes them by measure. They will possess it forever and dwell ther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saiah 34:10, 16-17, NIV)

Kenny Chao was the keynote speaker at CBCGB’s 2023 Annual Missions and Social Concerns Conference (November 10 to 12). He is a CBCGB-supported city mobilizer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c. (ISI) and an affiliated Spiritual Life Advisor at New York University (NUY) serv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theme of his three-day sessions was Living for God’s Great Kingdom. The following is excerpted from an interview by The Pulse editorial team on the night of November 12, 2023.  

How I Became a Christian

I was born in Vietnam in 1974 as the youngest of seven children. My dad moved there from Chaozhou, Guangdong Province, at a young age with his dad. My parents dedicated me to Christ before and after I was born and gave me a Chinese name 周君平 (和平之君, prince of peace). We left Vietnam in 1975 because of the war. We lived in a refugee camp in Macau or Hong Kong before being sponsored by a Chinese church in Washington DC (CCCGW)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 visited the church in 2019 while attending the Chinese Mission Conference in Baltimore. Their website said the church began in 1957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c. (ISI). It is wonderful that 42 years later the refugee family they supported would serve with ISI. 

My parents moved to New York City to work so they could get their three other children and my grandmother out. They lived a hard life, and I knew growing up that we were poor. Our apartment in Chinatown was a 500-square-foot walk-up between two funeral homes. I did not feel like going to church and took every opportunity not to go, because church was not relevant to my life. All my church friends were from out of town, and I was the poor kid from Chinatown. 

When I was in 8th grade, I really wanted a bicycle because all my friends had one. My parents eventually got me an $80 purple bicycle. It was my first bike, and my friends would laugh at me for the color. One afternoon, I was about 20 steps from my home when someone pushed me aside and took my bike. I started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of bad influences and robbing people of their bikes.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When we’re hurt, we would hurt others, or we don’t care when others get hurt. Of course, I didn’t understand this back then. The only bike I took from someone was a chrome GT dirt bike. I was scared to take it home, so I ended up swapping it with a bike taken by someone else. One day, a local gang member threatened me for taking his bike and demanded me to pay him $360. I didn’t have the money and didn’t dare to tell my parents about it. I was afraid of being beaten up by my dad at home and then by the gang on the street. I needed to get out of the city. My dad told me about a summer conference my church OCM (Overseas Chinese Mission) was having away from the city. I jumped at the chance to get away. 

At the conference, I felt convicted for the things that I’d done. When we bowed our heads and prayed, I felt a sense of remorse and whispered softly, “I’m such a jerk, I’m wrong and I felt bad about it.” Then I heard a voice, “but I still love you.” I believe that was the voice of God. I deserved punishment and judgment, but God showed me compassion and mercy. On the last night before going home, I decided to trust God. I sang a song from the conference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on my way home and kept saying in my mind, “God, please protect me.” As I walked by a church near my house, I looked at the cross on top of the building and sang that song. I saw the gangsters across the street. They never bothered me again, and I never interacted with them again. I found out after becoming a Christian that the police station kept a photo of us hanging out in the parks with writings on it that said “Future gangsters. Watch out for them.” Some of my friends did join the gang. Jesus saved me and delivered me from gang life. 

Roads to a Full-time Missionary

The summer conference was on the Labor Day weekend in 1988. At the winter conference in the same year between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Day, I responded to an altar call to dedicate my life to full-time ministry. I was sure that I was called, though I didn’t understand exactly how and where. I have a gift for evangelism.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I had done city evangelism with Metro Ministries in a Yogi Bear costume. I was able to share the gospel in the army. At a friend’s wedding in California when I was 24, God spoke to me. He said, Kenny, you’ve told people that I’ve called you to do missions. I had you grow up in Chinatown. What have you done for my people there? My answer was nothing. I approached Pastor Billy Yep at CCHC (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 about serving in Chinatown. I served there for four years. 

God told me to go to China in a dream. My wife Cindy and I met at OCM when she was getting an education degre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e got married soon after. I had a dream one night in 2004. I was standing in a large flat area in front of a big red building. I heard a voice that said, “Love God, love China.” I woke Cindy up and said, “I think God’s calling us to go to China.” We joined PESI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ystems Institute,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taught English at a private kindergarten in Beijing for a year while sharing the gospel in our spare time. Cindy taught English full-time, while I split my time between the kindergarten and BICF (Beijing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Fellowship) as an administrator. 

Beijing was a vision trip for us for two reasons: to see for ourselves the spiritual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 in China and to get further clarity on how God was leading us. While teaching in Gansu in the summer, I was invited by my students to a Tibetan Buddhist temple. Something stirred in my heart when they worshipped their gods in front of me. God said to me, “You see these people pray to false gods? You should be an intercessor to pray on their behalf to the one true and living God, so that they would come to know me.” Before leaving China, we were on a tour to Tibet to see Mt. Everest. The tour guide said the roads to Mt. Everest were closed. We had to follow a new itinerary to visit numerous temples against our intentions. They took us to the Jokhang Temp in Lhasa. I saw a long line of people holding two things in their hands, one with their offering and the other with their babies. I remember the picture of this baby with big eyes looking at everything. It broke my heart. I wept uncontrollably for the next 15 minutes. I realized that it was not one person but the Tibetans as a people were hopeless.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y believe in their version of the good news, they will pass it 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at night, God not only showed me the spiritual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 there, but also the clarity of how I was going to serve him, which was to transform generations of idolaters into generations of true worshippers. I decided to go to seminary to be a resource to others who don’t have the opportunity. Cindy and I went to Gordon-Conwell in 2005 to follow our vision as long-term missionaries to China.

A City Mobilizer with ISI

In my last semester at Gordon-Conwell in 2008, I accepted a two-year assignment from OCM to help send missionaries into the field. I would be among the first to go. We partnered with OMF which included financial support as well as training. I was to be with OCM between 2009 and 2011. In 2010, our daughter Meimei was born with Down Syndrome and hearing problems. We wanted to go to China, but the costs for special care in Beijing were prohibitive, while New York City has probably the best care and most generous benefits in the world for children with Down Syndrome. I felt God led me to a dead end. The OCM leaders offered me a youth/English staff position at their church plant, the OCM Canaan Church in West Windsor near Princeton, NJ. God also helped us win a housing lottery to move up to a brand new two-bedroom apartment in East Harlem for $86,000. 

After two years of traveling to Canaan on the weekends, a 70-mile commute, I agreed to stay on for another year for them to find my replacement for their sake and my family’s sake. I did not have a plan for the next step. I felt that God led me to another dead end, but God opened doors for me to talk to Intervarsity Fellowship (IVF), and finally to ISI. 

My official ISI title is City Mobilizer. NYU gives me the title of a spiritual life advisor, an affiliate status. There are 70 unpaid spiritual life advisors at NYU. I have access to meeting rooms in their buildings. What led me to serve at ISI was the part of its mission statement that says it is in cooperation with local churches, which was what I wanted to do. I wanted to help the local churches by giving them a platform to reac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goal is not just for church members to become volunteers but to help them become missional. 

We matc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professionals in New York City from our partner churches on a one-on-one basis for one academic year. With the professional mentorship program, the mentor would meet their student once or twice a month for nine or 10 months, help them with their resumes and networking skills, talk through their goals, etc. The mentorship is usually done away from the church. The mentor invites the mentee to the church for Christmas and Easter. If the student is interested, they can invite them to church at other times. Asian American congregations are often out of practice sharing the gospel in workplaces. With the program, we train the mentors to walk on two legs: the professional leg, which is usually strong in New York and Boston, and the spiritual leg, which is often weaker. If you serve these students and you never mention God, I have failed you. We want you to be prayerful for an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 gospel. I founded the program in 2014, and passed the program director’s role to someone else, a Chinese Canadian named Jackie who joined as a mentor six years ago. 

What can CBCGB learn from City Mobilization at NYU?

Two things come to mind. One is a professional mentorship program, and the other is very intentional mentorship. First, give people an opportunity to serve that builds up their faith and helps them see that the harvest field is ripe here, and they don’t have to quit their jobs to be part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A very intentional mentorship means a program that helps the person who answers the call to ministry/mission. The old church model is after you answered an altar call to full-time ministry, you go on a short-term mission trip. It is not until you go to seminary that they start supporting you. It’s not about financial support, but how the church walks with you. An old lady on a missions committee once told me, “Kenny, God called me to missions a long time ago, but I never went. That’s why I serve on the missions committee.” I believe that if someone had walked with her when she was younger, she would have made it to the mission field. OMF regional director Steve Nephakis once said that only 1% of those called to the mission field actually make it. It’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mentorship. When I spoke to the people who raised their hands to full-time ministry at your missions conference, I sai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you is to pray for a mentor. Be courageous and ask someone to mentor you. 

Transcribed and edited by Lance Pan

⸺2023年宣教社關年會講員Kenny Chau訪談

《心版》編輯同工

晝夜總不熄滅，煙氣永遠上騰，必世世代代成為荒廢，永永遠遠無人經過…… 我的口已經吩咐，他的靈將他們聚集。他也為他們拈鬮，又親手用準繩給他們分地，他們必永得為業，世世代代住在其間。（以賽亞34:10, 16-17, CUV）

Kenny Chau (周君平) 是 CBCGB 2023 年度“宣教與社會關懷年會”（11月10日至12日）的主題講員。他是 CBCGB 支持的國際學生協會（ISI）的城市動員者，也是在紐約大學為國際學生提供服務的屬靈生活輔導。他為本次為期三天的會議制定的主題是“為天國而活”。以下內容摘自《心版》編輯同工於2023 年 11 月 12 日晚的訪談。

我如何成為基督徒

我 於1974 年出生在越南，是七個孩子中的老么。我父親年輕時隨父親從廣東省潮州搬到那裡。在我出生前和出生後，父母兩次將我奉獻給基督，並給我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周君平”（取意“和平之君”）。1975年，由於戰爭我們離開越南，在澳門或香港的難民營滯留一段時間後，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家華人教會（CCCGW）的資助下來到美國。2019年，我去巴爾的摩參加華人宣教大會（CMC）時拜訪了這家教會。他們的網站稱，該教會於 1957 年由國際學生在ISI的一個辦公室創辦。令人欣喜的是，42 年後，他們支持的難民家庭開始在ISI服事。

我的父母搬到紐約工作，這樣他們才可能把另外三個孩子和祖母從越南帶出來。他們生活艱苦，我從小就知道我們很窮。我們在唐人街的公寓是一個 500 平方英尺的無電梯公寓，位於兩個殯儀館之間。我不想去教堂，抓住一切機會逃掉，因為教會與我的生活無關。我的教會朋友都住在郊外，而我是唐人街的窮孩子。

八年級時，我很想要一輛自行車，因為我的朋友都有。父母終於給我買了一輛 80 美元的紫色自行車。這是我的第一輛車，我的朋友們會因為顏色而嘲笑我。有一天下午，在我離家大約20步遠的地方，有人把我推到一邊，搶走了我的車。我開始和有壞影響的朋友一起玩，搶別人的自行車。當我們受到傷害，我們會傷害別人，或者當別人受傷時我們不在乎 （Hurt people hurt people）。當時我並不明白這一點。我從別人那裡拿走的唯一一輛自行車是輛鍍鉻 的GT 越野車，但不敢把它帶回家，最後和別人換了一輛車。有一天，一名黑幫份子聲稱我拿了他的車，要我賠他 360 美元。我沒有這錢，也不敢告訴父母這件事。我害怕在家裡被我爸打，然後在街上被黑幫打。我要離開唐人街避避風頭。剛好父親告訴我，我們的教會 OCM（中華海外宣道會）在那個週末在外地有夏令營。我抓住了這個的機會。

在營會上，我為自己做的事情感到內疚。當我們低頭禱告時，我感到懊惱，小聲對自己說：“我真是個混蛋，我錯了，我很難過。”然後我聽到一個聲音：“但我仍然愛你。”我相信那是神的聲音。我本應受懲罰和審判，但神卻向我表達愛和憐憫。回家前的晚上，我決定信祂。回家的路上，我唱著在營會唱過的讚美詩《你是我的藏身處》，心裡不停地說：“神啊，請保護我。”當我走過我家附近的一座教會時，我看著教堂頂部的十字架，一直唱那首歌。我可以看到街對面的黑幫成員，但他們再也沒有找我麻煩，我也再沒有和他們交往過。成為基督徒以後才知道，唐人街警察局保存了一張我們在公園閒逛的照片，上面寫著“未來的黑幫，注意他們。”我的一些朋友後來入了幫會。耶穌把我從幫派生活中解救了出來。

走向全職宣教的路

那是1988年的勞動節週末的夏令營。在同年聖誕節和元旦之間的冬令會上，我回應了祭壇呼召，將我一生奉獻全職事工。我確信被呼召了，儘管我當時不明白神呼召我的方向和時間。我有傳福音的恩賜。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有機會穿著小熊尤基（Yogi Bear）的道具跟著都市事工（Metro Ministries）在城市裡佈道。參軍時和隊友分享福音。24 歲的時候，在加州一位朋友的婚禮上，神向我說話，“肯尼，你告訴人我呼召你去宣教。我讓你在唐人街長大。你為我的百姓做了什麼？”我的答案是什麼都沒做。我於是向葉啟明牧師詢問如何在唐人街事奉，開始在基督教角聲佈道團（CCHC）全職服事了四年。

神在夢中讓我去中國宣教。我和妻子辛蒂 Cindy 在OCM認識並結婚了。她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教育學。2004年的一個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站在一棟紅色建築前一大片平坦的地方，聽到一個聲音說：“愛神，愛中國。” 我叫醒辛蒂說：“我想上帝在呼召我們去中國。”我們加入了PESI（專業教育系統，一個非營利組織），在北京的一所私立幼兒園教了一年英語，同時利用業餘時間傳播福音。 辛蒂全職教英語，而我同時在幼兒園和 BICF（北京國際基督教團契）服事。

北京是我們的異象之旅，原因有兩個：親眼目睹中國人民的屬靈狀況，並清楚上帝如何帶領我們。暑假在甘肅教書時，我受學生邀請參觀一座藏傳佛教寺廟。當他們在我面前敬拜他們的神時，我的心裡有激動。神對我說：“你看到這些人向假神祈禱嗎？你應該成為代禱者，為他們向獨一永活的真神禱告，使他們能夠認識我。”離開中國前，我們去西藏旅遊，看珠穆朗瑪峰。導遊說通往珠峰的道路被封了。我們不得不按新的行程去參觀許多寺廟，這違背了我們的初衷。在拉薩的大昭寺，我看到排長隊的人們手裡拿著兩樣東西，一樣是他們的供品，一樣是他們的嬰兒。我清楚記得一個睜著大眼睛看著一切的嬰兒的臉。這一切讓我心碎。接下來的 15 分鐘我一直在哭泣，無法控制自己。我意識到不僅是個人，而是整個民族因為沒有福音變得沒有希望。另一方面，當他們相信自己版本的福音時，他們會保留並傳遞給下一代。那一天神不僅向我展示了那裡人們的屬靈狀況，還讓我清楚地知道我將如何服事祂，就是將一代又一代的偶像崇拜者轉變為一代又一代真正的敬拜者。我決定去神學院，為那些沒有機會接觸神學的人提供資源。2005 年，辛蒂和我入讀戈登康韋爾 (Gordon-Conwell) 神學院，追隨我們成為長期赴華傳教士的願景。

ISI 城市動員者

2008 年，我在神學院的最後一個學期，得到OCM的聘用，幫助差派宣教士進入禾場，我自己將成為最先去的一位。我促成OCM與 OMF （海外基督使團）的合作，成為財務支持和培訓的夥伴。預計聘用期是2009 年至 2011 年，然而在2010 年我們的女兒美美出生時，被診斷患有唐氏症和聽力問題。我們仍然計畫去中國宣教，但北京的特殊護理費用令人望而卻步，而紐約市有全世界最好的護理和最慷慨的福利。我感覺上帝把我帶進了死胡同。OCM的牧長為我提供了一個青少年（英語部）教牧職位，在西溫莎的OCM 中宣會迦恩堂（Canaan Church of Princeton），離普林斯頓不遠。 神還幫助我們獲得一張住房抽獎，以 86,000 美元的價格買到紐約東哈萊姆區 (East Harlem) 一套全新的兩居室公寓。

在全家每個週末往返迦恩堂（單程70 英里）兩年後，我決定為了教會和家庭的考量，在教會只再待一年，給他們時間找繼任牧師。我沒有下一步打算，覺得神把我帶進了另一個死胡同。但神其實為我打開了與校園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交往的門，最後又打開了與 ISI交往的門。

我在 ISI的正式稱呼是城市動員者。紐約大學給我的頭銜是屬靈生活輔導 (Spiritual Life Advisor)，屬於不支薪的附屬關係（紐約大學有 70 位無薪屬靈生活輔導），可以讓我使用大樓內的會議室。 促使我在 ISI 服事的原因是其使命宣言的一部分，即與當地教會合作，這正是我想做的。我想幫助當地教會，為他們提供一個接觸國際學生的平台。 我們的目標不僅是讓教會成員成為社區志願者，而且幫助他們成為宣教者。

我們將國際學生與合作教會的紐約市專業人士進行一對一的匹配，為期一學年。在專業導師計畫中，導師會每月與學生會面一次或兩次，持續九到十個月，幫助他們填寫履歷，訓練社交技巧，並討論他們的目標等。輔導活動一般在教會之外進行，但導師會邀請受訓者去教會過聖誕節和復活節。如果學生有興趣，可以邀請他們進一步在其它時間去教會。亞裔教會常常缺乏在工作場所分享福音的實踐。透過該計劃，我們訓練導師們用兩條腿走路：專業的腿，通常在紐約和波士頓會比較強壯，以及屬靈的腿，一般比較弱。如果你為這些學生提供服務，卻從不提及神，我就辜負了你。我們希望您禱告能有機會分享福音。我在 2014 年創立了這個項目，現在已經把項目總監的職位交給了一位六年前加入導師團隊的加拿大華裔Jackie。

CBCGB 可以從在紐約大學的城市動員中學到什麼

我想到兩件事：一是專業導師計畫 (professional mentorship)； 另一個是極為有意式的指導（a very intentional mentorship） 。首先，給會友一個服務的機會，建立他們的信心，幫助他們看到這裡的莊稼熟了，他們不必辭去工作就可以成為大使命的一部分。

極為有意式指導，指的是幫助回應全時間服事或者宣教者的計劃。現有的教會模式是在你回應全職事奉的祭壇呼召之後，你自己先去短期宣教；直到你決定讀神學院，教會才開始支持你。其實來自教會的經濟支持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成長的路上陪伴你前行。我認識的一位宣教委員會的老太太曾經告訴我：“肯尼，神很久以前就呼召我去宣教，但我從未去過。 這是為什麼我在宣教委員會服事。” 我相信，如果她年輕的時候有人陪她走，她一定能走到宣教工場。OMF 區域總監 Steve Nephakis 曾經說過，只有 1% 被呼召的人真正進入宣教工場，因為大部分人缺少指導。我在你們的宣教年會結束時對那些舉手決志、參與全職事奉的會友說過，“你們最重要的是要為能得到一位導師來禱告，並有勇氣請別人來指導你們。”

紀錄、整理、翻譯：潘瀾

責任編輯：陳一萍

我的朋友，你是否正在努力為自己構築夢想，尋找信仰？我親愛的弟兄姐妹，在每天忙碌的日子裡，你是否還能感受到那曾經帶給你力量的信仰仍讓你心動？

人生的每個階段都充滿著抉擇，當現實與夢想相悖，你是否會為自己的初心而堅守著？當親情與信仰交織，你是否能堅守信仰繼續前行？你是否能在走過人生的春夏秋冬，仍然可以對自己說：我的信仰沒有被世間的庸常瑣碎而湮滅！

今天我們將向你講述吳存仁牧師堅守信仰的人生歷程。

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吳存仁老師於8月11日至8月19日在CBCGB教會教授神學課程“啟示錄”。8月15日的早上9點，我們有幸採訪了吳存仁牧師。以下是他的分享：

如何確定是主的蒙召：

如何確定是主的蒙召？我覺得明白主的心意，不是從主的蒙召這個特殊經驗開始。明白主的心意是每一個人如何確認自己的重生和得救，確認自己有屬靈的生命，這應該是每一個基督徒第一個屬靈經驗。蒙召成為傳道人不過是類似的又一次屬靈經驗而已，我覺得這兩個事實上是同類的經驗。我生長在一個祖父輩是基督徒的家庭，可以說是隔代“遺傳”的基督徒。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確定自己的生命在主裡重生，從此便積極參與校園團契。22歲從台灣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專業畢業。在台灣所有的男生都要服兵役兩年，其中有一年半是以準軍人的身分服役。我和同學們一起走進了軍營，並分配到一個軍校教書，工作非常輕鬆。我向主禱告：這一年半我要在這做什麼呢？祈求能明白神的旨意。在這裡除了努力為自己將來出國讀書做專業準備，也準備用這段時間來好好地研讀聖經。而此時單調的軍營生活讓我能有更多的時間專心地讀聖經，如鹿切慕溪水，從創世紀逐卷逐段地開始讀聖經註釋書和寫讀經心得。經過用心研讀聖經，尋求主，越來越明白神的旨意。在服兵役快要結束的時候，便聽到主的呼召：成為一個全職傳道人。如今回首過去，我明白神的美好旨意。蒙召前在軍營一年半的時間我認真地研讀聖經，雖然我不是為全職事奉而預備的，但是神卻是這樣預備我的。祂讓我在這樣特別的環境中好好讀聖經，裝備自己，使我今天能在講台上教學生，在教會帶查經和講道，帶領教會明白主的話。

如何確認自己已重生得救：

《約翰福音》1章12節：“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兒女”。聖經上說接待主，就是你稱祂為主。我們怎麼從聖經中認識耶穌？首先要知道祂是誰，知道祂在做什麼，以及祂所做的一切和我之間的關係。對於聖經中所敘述的所有跟祂有關的人、祂的使命，及有關的敘述，我都願意接納是真實的，跟我有密切關聯的。既然接納，我就是聖經中所說的“信祂名的人”。我既然相信，做了委身的決定，就知道我的身份。當然，在第一瞬間，你不一定會有情緒上的經驗。但是，我既然是聖經中所說那個被主接納、擁有為神兒女身份的人，我就相信會有許多因著擁有這個特殊身份而伴隨的屬靈經歷，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是這樣的。

對一些弟兄姊妹來講，可能他/她一直掙扎於沒有情緒上的感覺，但我沒有這個問題。我的理工背景使我比較容易降伏於規則。聖經上說，凡是接待祂的人，就是信祂的，我認為這就是規則。我遵守了這個規則，就相信一定會有經歷。雖然在信主的很短時間內還沒有，但我不焦慮或質疑擁有神兒女的身份。當然後來我就有很多的經歷。記得我信主的第一年，感覺好像和主談戀愛一樣（那時還沒有過和任何姐妹交往的經驗）。我每天讀聖經、唱詩歌給我的主聽；讀經時好多的書卷、經文好像都是主在和我說話。那時候在學校課間休息的十分鐘我都是哼著詩歌。因為剛剛信主不久，對很多詩歌我都不會背，只記得旋律；但是下課的那十分鐘，我哼著詩歌覺得非常、非常地快樂。經歷與主這樣的親密關係有一年多的時間。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就是戀愛的感覺。這種屬靈的經歷伴隨著我在大學的成長。

“轉行”成為一個全職傳道人的家庭挑戰：

我喜歡讀書，並且很喜歡自己的專業。大學我的主攻是合金鋼，研究生的主攻是電子，當时台灣的電子產業正開始興起，我有自己對人生的期盼。當我第一次和我爸說：“我受蒙召了”，我爸反問： “轉行”了？是的，當主呼召我的時候，剛開始我其實蠻掙扎的。不過，我不是初信主，當然還是知道如果主呼召，祂有最高的權威性，我服原則，因此我對自己的蒙召沒有任何的疑惑，明確了自己的一生要委身於主，成為全職傳道人！

我決定報考中華福音神學院。在考場考試的時候，學校的廣播裡傳傳來了一個聲音：“吳存仁，你的父親在校門口等你”；當考試快要結束時，學校的廣播裡又傳來了一個聲音：“吳存仁，你的母親在校門口等你”。母親甚至對準備讀神學院的兒子發出了最後通碟：從此你不要再進家門！父母強烈的反對和阻難並未改變我心中的信仰！在華神讀書的三年沒能踏進家門，與父母斷絕了親情的溫暖……當時沒得到家人的支持，是一個遺憾。我做了很大的努力，走到今天，如果這個選擇非得是二選一的話，我還是會做同樣的選擇。我不太能理解，愛耶穌和愛父母，這兩件事怎麼會有衝突？也許他們的過去對傳道人的印象不好：一，傳道人都很窮；二，他們知道在教會中有些陰暗面。所以，與其說他們反對我當全職傳道人，不如說他們愛我，希望我好好事奉主，不要去搞那些東拉西扯的東西。我覺得那個時候他們的想法是這樣的，我對自己的蒙召成為全職傳道人是很清楚的。

牧會和教學二者是能相得益彰：

出國讀書前，我已經牧會九年了。我非常喜歡牧會，喜歡和人在一起。我們夫婦在美國讀書時就很清楚我們蒙召是為了服事台灣的教會，所以，我們一拿到學位就馬上回到台灣。在拿到最後的學位之前，主實在是為我們開了好多綠燈，包括在經濟上的支持。主讓我們倆這十一年在美國讀書的時間都拿到了神學的學位，而且我還拿了好幾個學位。所以，回到台灣後我們就優先考慮一起去神學院教學，週末主日在不同的教會講道。這樣堅持一年半後，我們跟主說：每個禮拜在不同的教會講道，不能長久伴隨這些人走過他們當時所處的困難，我的講道對他們的生命有什麼幫助呢？這時我們開始向主禱告，希望能固定和一群弟兄姊妹在靈命上一起成長，一起面對生命當中各樣的屬靈功課。

我從2007年開始正式成為懷恩堂教會的兼職牧師，週間在學校教學、寫書。牧會方面基本上做教會的傳道人應做的事。直到現在，我每個禮拜寫週報、訓練小組長和同工。曾經沒有司琴的時候我們還要訓練司琴、音控同工；事奉中的招待，一對一陪談，年輕人交朋友的婚前輔導、證婚，婚後的輔導……基本上一個地方教會牧師該做的事我們都做。因為我們週間不在，探訪就少了很多。在COVID-19之前，我們的門訓事工已在網上進行，這樣做已經有八到十年。選擇同時做老師和牧會，時間上會有點緊張，不過這麼多年的事奉，我已經可以把時間控制得很好了。所以，牧會和教學對我們來說沒有太多的掙扎。“華神”和“懷恩堂”很近，走路10分鐘就到了。

神學裝備對我教導聖經、講道有很大的幫助，比如成人主日學。從在這個教會聚會開始到現在，我教的成人主日學的三十四門課程從未重複過。因為我們的弟兄姊妹都是固定的一群成員。如果主日崇拜他們剛剛聽完我的講道，再來上成人主日學，我就不可能講兩個一樣的信息。所以，我必須努力做夠多的預備。三十四門課對我來講也不容易，但是主呼召一個人，就會賜給他做這事的恩典，讓他願意委身於主呼召他去做的那項事奉。從1982年到今天為止，我全職事奉已經41年了。雖然常常覺得很忙、很累，要做很多的預備，但是我覺得主的確給了我真心喜歡這種事奉的恩典⸺我喜歡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主的話，喜歡聽他們經歷主話語的見證，克服困難在各樣的軟弱中呼求主的名，和主帶給他們平安喜樂的結果。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我也經歷過失敗，也經歷過那種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耐心等待。不過，我一直都有主所給我喜歡參與事奉的熱情和激情。

關於青少年的電玩問題

父母的功课:

如果我們沒有給孩子提供其它的選項，他就會跟著一幫人去玩電玩消耗時間；如果有更多合理的選項，他們被電玩捆綁的可能性就會比較低。我兒子小時候迷Pokémon的時候，有一次，我和師母把教會所有的男生全部都邀到家裡；我們搬了兩個大屏幕，讓孩子們分組打了整整一個早上。中午請他們去吃比薩餅，下午又帶他們去打籃球。要向孩子表達我們對於電玩沒有敵意，只是在乎他玩電玩的時間。我們會主動幫他邀鄰居、邀教會兒童主日學其他的小朋友來一起玩。這會讓孩子明白，第一，我們沒有打算剝奪他的快樂，第二，藉著玩電玩我們可以幫他選擇朋友圈。我們到Louisville的時候，教會裡沒有幾個小男生；我們就禱告，求主給我們的孩子有朋友。結果在半年內，搬家來的、來讀書的，我們教會一下子就有8個小孩。每個星期天看到這些小男生跑來跑去，就好像流動的小坦克一樣。在我的孩子成長的過程中，主給我們很多的恩典，他有三群朋友：一是學校的， 二是社區的， 三是教會的。我們很早就給他約法三章：週一到週五傍晚放學之前，不玩電玩；週六早上靈修、速讀完聖經之後，剩下的時間可以玩電玩。幫助孩子們控制不受手機電玩的影響，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父母的態度。不要在電玩這件事上和孩子敵對，而是和其它的娛樂方式一樣對待。我們要想辦法讓他和同學、朋友、教會的夥伴有其它可以談的話題，他就不會被只喜歡電玩的朋友綁架了。孩子被電玩綁架，要解救回來會有一定的困難。倘若我們的父母和兒童主日學的老師們，讓孩子們有更多的選項，我相信孩子們不會把電玩當作他們唯一的娛樂。那他們就會有更大的空間，他們的選擇也會比較有彈性。

教會的功课:

我們透過教會的電玩專業人士建立專案組，從他們的角度幫助家長或者幫助孩子們了解：有些電玩為什麼讓你那麼高度地黏着？因為商人的策略是要賺錢，他們就設計一套高度粘着使用者的方式。知道了這套策略之後，你可以玩電玩，但是不需要按照它的方式，以至於你在時間上、金錢上彷彿是被綑綁。很多電玩設立遊戲中間不可以離開，而且它是一個小組一起玩。所以，你不能說打到一半叫孩子下來吃飯，那孩子一定不要的。他如果玩到一半跑掉，將來同伴不再會找他玩，就會變得非常孤單。你可以和他講，20分鐘後下來，那多半都會成功。但是很多的父母不知道，在孩子玩時一直要打斷他。如果孩子不停就開始罵他、把手機收起來，造成了不必要的敵對。

現在的電玩種類非常多，家長或者老師應該幫孩子選比較健康的，並且在其中給孩子一些選擇的權利。剛開始我們只是讓父母認識電玩，後來就讓孩子們也正確地認識電玩。我覺得這樣的方式進展得很不錯，雖然這不是我們當初安排講座的本意。主就是這樣為我們設計的。

【後記】如今吳存仁牧師的兒子已成家立業，是一位元電腦工程師。兒子和兒媳分別全職在電腦公司與會計單位工作，並都兼職參與教會的事奉，和一群追隨主的年輕人一起在全美多個大學城附近開展植堂事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