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回憶錄《山東集中營》

吳京寧

當現有的社會框架被突然打破，一群地位、背景各異的男男女女，突然被投入一個狹小、缺乏的，但依然有一定自由度的空間，他們之間會如何相處、共同生存？蘭登•吉爾基（Langdon Brown Gilkey, 1919-2004）的回憶錄《山東集中營–重壓下的男男女女》（Shantung Compound: Story of Men and Women Under Pressure，NY: HarperCollins出版，1966），講述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

1943年3月，太平洋戰爭已經進行了一年多。隨著日本佔領當局的一紙通知，年方二十四歲在燕京大學任教的吉爾基和他的美、英同事，以及其他散佈華北各地的同盟國僑民，帶著少量的隨身行李，被集中在一起，押解到位於山東濰縣的一座前美國長老會傳教站。在那裡，這一群男女老幼兩千多人度過了兩年多的拘留營生活。這就是著名的濰縣集中營（Weihsien Internment Camp）。

既然是身陷戰時敵國的集中營，生活必然是艱苦的。但是，與同時的歐亞各地德、日管理的其他戰俘、平民集中營相比，這裡的艱苦似乎又是那麼的不值一提：雖然一樣也是食物匱乏，但是遠沒到鬧飢荒的地步；雖然被高牆、鐵絲網、機槍和哨兵與外界隔絕，每天還有例行點名，但日本人對於集中營的日常生活基本不予干預，更沒有看守虐囚、強迫勞動之類的事情。日本當局將營內的管理，幾乎完全交給被囚者自己推選的代表和委員會，於是營內開始形成一個特殊的自治小社會。他們所面對的挑戰、危機，更多的是來源於自身的行為。在這裡，年輕的吉爾基對於同營難友的行為做了細緻的觀察，陷入了關於罪與救贖的深刻思考，經歷了信仰上的兩次轉變。

吉爾基出身於芝加哥的上層中產階級家庭，父親（Charles Whitney Gilkey）是自由派基督教神學家，母親（Geraldine Gunsaulus Brown）則是著名女權主義者和基督教女青年聯合會（YWCA）的領導人，本人則是哈佛（A.B. degree in Philosophy, magna cum laude, from Harvard, 1939）哲學專業畢業。在二戰之前，和二十世紀初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一樣，他頎賞基督教的倫理觀點和道德標準，而對其核心信仰及神學思想卻逐漸遠離，更崇尚啟蒙、知識、技術以及人的理性的力量，是自然主義、和平主義的鼓吹者，相信技術的進步和理性思維必將自然地帶來一個日趨完美的世界。但是，希特勒的崛起、二戰的爆發、戰爭與和平的悖論，讓他對這一信念產生了懷疑。他拿起了久違的《聖經》，開始思考人的原罪問題，開始從理論上探討基督教信仰。

初入集中營，面對鐵絲網、哨兵和機槍，人們是惶惶不安，對前景充滿了恐懼。這些人裡包括了當時租界內的各種階層、背景的西方人，有神父、牧師、傳教士等神職人員，有商人、律師、工程師、醫生，有夜總會的歌手、舞女和巡迴演出團，也有流氓無賴、江湖騙子。在華歐洲人社區的兩個特點也體現在這裡：宣教士佔很大比例；基本沒有從事體力勞動的藍領階層。但是一旦入營，苦力、僕人沒有了，原有身份、財富的界限被打破，為了營內共同的生存，多數人都放下身架，操起自己所不熟悉的“下賤”行當，成為搬運工、泥瓦匠、清潔工、廚師、伙夫，等等。他們因陋就簡，在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將原宣教站的被廢棄、損毀的醫院修復，使營內的給排水、衛生系統恢復運行，烤出了華北地區最好的麵包，甚至在各自宿舍門前種花草、搭涼棚，享受一點閒情逸致。同時，通過自薦、協調，甚至民主選舉，而形成的各自治機構也開始運行。

惶恐似乎消失了。人們在惡劣的環境面前，顯示出了驚人的創造力和適應性，波濤中的安穩方舟似乎已經建成。對於剛拾起的《聖經》和基督教信仰，吉爾基失去了熱情，再次崇尚起理性主義，相信人性的善、理性和創造力了，必將帶來一個更美好的明天。在他看來，對於營中之囚，關鍵的是如何吃飽、穿暖有個安身之地，宗教信仰似乎無關緊要。而牧師的牧養，也確實不被營中的勞工委員會認可為一樣必要的工作崗位。

但是，在這一片自信、樂觀之中，危機正在浮現，其嚴重程度甚至到了要使這個小社會陷入癱瘓崩潰的地步。吉爾基必須再次考慮他的信仰了。

空間擁擠和食品、物資短缺，是這個小社會在物質層面上的兩大問題。在人們的內心，則是深深的恐懼感和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緊緊抓住自己得到的每一片利益。毎當涉及這兩個問題，富裕中產階級通常所顯示的樂善好施的情懷蕩然無存。這一問題，不僅表現在不信神的所謂“俗人”，如商人、律師身上，也表現在許多宣教士、牧師身上。而使問題無解的是，作為管理者的各自治機構，卻沒有任何強制執行其仲裁結果的機制，只能依賴於各人自覺和公眾輿論。但是，人能自救嗎？
首先爆發的，是單身宿舍中爭奪個人空間的偷襲。接著，是同一宿舍中職業女性和女宣教士為不同的作息習慣而上演的全武行。更大的一個問題是，初入營之時的倉促安排，導致了宿舍分配的嚴重不均衡。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單身和家庭宿舍必須進行重調整。作為住房委員會主要成員的吉爾基，為此傷透了腦筋。協調的結果，是為了達到和平、安靜，往往只能讓較合作、謙恭的人吃虧。

在調解過程中，吉爾基曾樂觀地寄希望於人們的理性和對公平的認同。但是，現實卻給他上了一課：公平在各人的眼中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基準的。甚至在似乎顯而易見的問題上，人們也無法就公平的定義達到一致，德高望重的名流一樣也成了斤斤計較的小人。自覺利益將要“受損”的既得利益者，或者直接了當地說“不”，或者找出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某著名自由派牧師的太太強調的是家庭價值觀；商人堅持的是自己的財產權；而另一位謙和的牧師強調的是，他需要一點個人空間好準備講道！在服務於住房委員會的整整六個月中，只有一次他的希望沒有落空：一間已很擁擠的、住滿了男傳教士的單身宿舍，敞開胸懷，接納了一個逃避家暴的少年。而更多的情況下，他們不得不求助於日本管理當局。對於日本人的一紙命令，人們倒是欣然執行。

隨著戰爭的深入，日本當局對集中營的食品、燃料等必需品的供應在不斷減少，人們開始面臨飢腸碌碌，每人所得食物也僅僅是能維持生存。

這時候，一批紅十字會包裹的到達，卻將營中的美國人與其他同舟共濟的難友置於了勢不兩立的地步。這批包裹裡面有大量營養豐富的食品，但卻有一個小小問題：發送方美國紅十字會沒有附加任何分配說明。於是，祝福變成了詛咒。在營中本早已模糊了兩年的國籍差別突然凸顯出來了。在佔總人口七分之一的美國人中，大多數認為包裹只應分給美國人；其他人，包括吉爾基在內，則認為其他難友也應有份。日本司令官試圖調解雙方衝突，提出折衷分配方案，但卻被多數美國人拒絕。那些美國商人、律師們是從財產權的角度來看問題，而一位著名的保守派美國傳教士則是從道德的角度來強調美國人獨享包裹的合理性：只有當美國人獨自佔有時，自願與難友分享才是一種美德；任何由敵（日）方指令的與難友共享食物，意味著美國人無法展示美德。他關心的不是鄰居是否能少挨餓，而是美國人是否有行善事、成“聖”的機會！

吉爾基無語了，他想起了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寫下的一句著名台詞：“吃不上通常的晚餐，聖徒也會舉止像個罪人。”

問題的最終解決是頗具諷刺性的。在大家仇視、苦等了幾天之後，東京的帝國最高當局親自做出仲裁：營中不分國籍，每個被囚者一個包裹，餘下的送給別的集中營。原來敵人倒是最公平的。在具體分發包裹時，他們又有驚奇的發現：裡面還混有二百雙來自南非紅十字會的靴子，而營中卻只有兩個南非人！
與此同時，偷竊、怠工，在營中像瘟疫一樣流行。從已短缺的食物供應中偷竊，威脅到每個人生存，而多數人卻拒絕對偷竊者實施嚴格的懲罰措施，因為要為自己可能進行的偷竊留下條後路。另一方面，一些人拒絕參加維持營區運作的基本勞動。道德、自律、公眾輿論的壓力，對於多數人已經行不通。因為與外界的隔絕，加上營中生活的臨時性，對多數人來說，在那裏工作、聲譽的好壞，對於個人未來在外面世界的前景並無直接聯繫，更何況他們曾經生活的那個殖民地世界，必將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永遠逝去。人們失去了工作的動力，甚至連各委員會的主席職位最後都無人感興趣。至此，這個小社會面臨崩潰的危險。在臨解放的最後幾個月裡，它的運轉，完全維繫於少數誠實正直而又勤勞堅韌之人的身上。這既包括有名的宣教士、燕京大學教授Lucy Burtt，也包括幾位平凡的家庭主婦，甚至在某些人眼中有道德“污點”（如生活放蕩、酗酒等）的難友。營中充滿青春期躁動、反叛的少年們，則由作者眼中的“聖人”李愛銳（Eric Liddell, 1902-1945）等宣教士盡心教育、呵護。

入營之初，吉爾基曾認為宗教信仰無甚大用。如今他意識到，如果沒有內在的力量、正直，那些外在的技能在這時也根本無法力挽狂瀾。營中生活向他明白地展示了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兩點：任何一個人類社區，如果想要有生命力，其中的人們必須有道德感，對自己也對鄰里的福祉有責任心、有關懷；另一方面，大多數人又很難超越自身利益去關懷他人，這也包括了上面描述的某些牧師、傳教士。這似乎是個困境、悖論，但卻也是現實。在書中，他並未試圖給出一個完整的答案。但是他指出，人的生活、存在，是可以有一個在自我之外並聯繫自我與他人的新中心的。這個中心是什麼呢？答案其實是明顯的。而這個答案也體現在那些負擔起這個小社會存活的那些人身上。

兩年的營中生活，讓吉爾基近距離集中接觸了大量不同宗派的宣教士。總體來說，這一群體的道德標準要遠高於其他群體，儘管他們一樣會在不同的事情上有不同的弱點。但是，正如作者引用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所說的，宗教（基督教）信仰並不是使人的自我中心問題自動得到解決，而是一個人的驕傲與神的恩典角力的地方。只有當人的自我、驕傲匍伏在神的恩典之下，一個人的信仰才會真正為走出那困境提供答案。

責任編輯: 陳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