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吳正群牧師
《心版》編輯組
編者按：吳正群牧師今年秋季應邀來到本教會，帶領秋季佈道會，傳講神的話語。百忙之餘，接受《心版》編輯組採訪，暢談自己得救、蒙召、服事主的心路歷程，特別是對宣教工場的看見。他也風趣地談了他與師母相識、相愛、相結合一起走天路的故事。本文由錄音稿整理而成。
吳牧師：請您談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和得救、蒙召、服事主的過程。
我的母親是家裡第一個得救的，後來是她帶我們去的教會。我在整理母親的照片的時候，發現我的父母是間隔兩個月。我母親先受洗，兩個月之後父親也受洗了。但是我父親比較像“文化基督徒”，他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在主日聽到的講道，然後跟孔老夫子的思想去做一個比對。可是到了他退休的時候，他整個人有一個翻轉，我們清楚地知道他是一個得救的人。從小我們就被帶到教會去，我跟我的姐姐兩個人是同一天受洗。那是1963年，我12歲。如果記得不錯，是7月23日。
在1949年的時候，我們家有房子、車子、老媽子，也有金子，我父親是非常得意的。但是出了事情以後，我們家所有的東西都沒有了。就靠我姐姐，一個小學老師的待遇，養活全家。也就在這樣的情形下，有人給我母親傳福音。我很感謝主，我在台中思恩堂得救，那是一個很有宣教思想的教會，使後來的我一直有宣教的意識。當時的內地會，他們所有初來的宣教士開始學語文，通通都是在思恩堂開始學的。所以每一個初來到台灣的內地會宣教士，我們幾乎都認識。
1976年，神用了我在12歲的那一個禱告呼召了我。當我預備好了之後，我知道將來我會當牧師，可是我還是把我的獸醫念完，也考上了獸醫執照。畢業後我在后里馬場當了一年的獸醫，什麼也沒學會，就學會了騎馬。第二年，靠神的恩典，把我帶到了東海大學，我在東海大學畜牧系做助教。大學期間，我有一個轉變，就是我在大一的寒假，經學長介紹，參加了何廣明叔叔的寒假讀經會。這一去就被吸引住了。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和台中基督徒聚會走在一起。1980年10月，我跟師母兩個人在一個早晨的讀經中，從一首詩歌中得到了同樣的一句話。“何等不明，何等可疑，怎能行走，無所顧忌？你竿扶持，你杖引領，你的同在，滿我途徑！”我們兩個那天早晨同時領受了這個歌，就決定出來服事主。
四年之後，洛杉磯的基督徒聚會很需要同工，就把我們這些年輕的同工轉移到那邊去。那時很多人都已經去了，他們都是通過學生簽證，讀Bible School，然後申請H1，然後再移民的。只有我跟南珏兩個人沒有讀過神學院，而是拿著移民簽證過來的。我們在美國一落地就有綠卡，那是1984年的12月5日。初期的服事，我就在福音書房裡工作。我的事奉，就是買書、賣書、寄書。還有就是每週一次，編印《聖徒交通》。我在那裡服事了將近四年。離開後，在主面前又等候了四年。
到了1992年，神的帶領，讓我知道底特律教會的需要。我們經過禱告，也有主的話，所以我們就在1992年11月15日到了底特律。我們在那裡開始事奉。我們教會那個時候有40個人，從1992年到2002年的十年時間，我們教會成長到400人，10年10倍，主很祝福我們。名字改了，本來我們叫中國基督徒團契，後來改名叫中華福音教會，然後我們買了會堂，然後到2004年我們又擴堂。一直服事到2013年年底，我們停下了牧會的工作。從2014年的1月1日，我們就展開了培訓宣教工作。
請您談一下您對宣教工場的看法
可能是從小受宣教士的影響，我一直就有宣教的想法。1990年，聽說中國大陸有很大的復興，我就去了一次中國，想尋找那邊的教會跟弟兄姊妹。結果一個基督徒也沒遇見。我去了不少地方，去了我的老家湖南長沙，還有杭州、還有北京。一直到1996年，經過介紹，我才開始在中國做宣教和培訓。那個時候，我已經在底特律牧會，教會對我的宣教、培訓是非常支持的。
在服事大陸教會的過程中，發現他們有兩大需要：第一真理的需要，第二家庭婚姻、親子、婆媳之間這方面的需要。我越來越覺得神讓我看見現在大陸現實的需求。其實神一直在預備一件事情，就是預備中國教會，將來把福音帶回耶路撒冷。我覺得如果要做福音的工作，我們第一線去做工作很難。我們從海外去，畢竟我們和國內的弟兄姊妹還是有文化的差異，也有一些身份背景的不同。所以還不如他們自己裡面的人，把福音帶給自己的同胞。然後，我們更看見現代回教世界，或說第三世界的宣教的需要是很大的。歐美地區的宣教士要進入這些地區，比以前要困難得多。可是，這些國家現在都和中國非常友好，中國的護照在這些國家都被接納。這豈不是神的預備？
從宣教的歷史來看，每一次的宣教都是神興起一個大國，神使用這個大國開啟宣教的門。今天中國崛起，如果以後所謂“一路一帶”的政策，真的落實到這個區域，非常有可能從上海修建一條高鐵到伊斯坦堡，而這一條路正好就在“北緯10-40窗口”的正中間。
所謂“北緯10-40”的宣教窗口，是早期宣教士所提出來的一個看見，是指沒有聽見福音的群體最多的地方。所以，今天這個責任交給了中國人。我現在覺得自己是大機器裡面的一個小螺絲釘。但是這個小螺絲釘很重要，這是我的宣教異象。
吳牧師，您是一位牧會的牧師，根據您的經驗，您覺得像我們這樣的北美華人教會，怎樣推動宣教事工？
北美華人教會有共同的特點和問題。特點是，高知識水平。但正因為如此，教會弟兄姐妹大多過於看重知識，卻在實際生活的操練方面比較缺乏。而且，很多在職場上的弟兄，慢慢都在教會中開始負起責任，很容易就把他們在職場的一套做法帶進了教會。然後，我們就會發現，北美華人教會的長執會容易站在一個僱主地位，用老闆的心態來看待傳道人。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
但是，北美教會也有優勢，我們有很豐富的屬靈資源。在財務方面，我們也比較富裕。我看見三個不同形態的華人教會：1）中國大陸的教會，人多；2）海外的教會，錢多；3）北美的教會，資源多。如果將來華人教會要往前走，就要像聖經所說“三股合成的繩就不容易折斷”；也就是這三種不同形態的教會，各自發揮自己的強項，一起把福音帶回耶路撒冷。譬如：我們鼓勵溫州和福州的弟兄姐妹到一路一帶那裡去做生意、開工廠、賣珍珠奶茶。現在有一個餐福運動，如果我們能把所有中國餐廳變成教會的話，福音是不是幾乎可以傳遍所有的人？
請您談談您跟師母是怎麼認識的。
我們的交往很簡單，但有兩個人對我們很重要：一個是饒孝柏，他是饒孝楫的弟弟。另外一個就是韓婆婆 (韓寶蓮Pauline Hamilton)。當初我在台中思恩堂聚會的時候，南珏也已經在那裡了，她是她姐姐帶來的。那時她還沒有信耶穌，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她接受主。她接受主的時候我離開了。我們只是見過幾次面。一直到她大學畢業以後，毛遂自薦地跑到屏東農專來見校長，想要申請做屏東農專的助教。但她來了以後，不知道怎麼辦，她只知道有一個吳正群在那裡。所以她就請我安排，我就安排她住在內地會宣教士—甘美琳（Moira Ann Campbell）的家，她是從蘇格蘭來的，專門對原住民傳福音。她住在屏東，因為屏東離原住民很近。
屏東是個窮鄉僻壤的地方，公共汽車都沒有。南珏來了，我就去車站接她。把她送到甘姐姐家。第二天我再把她從甘姐姐家帶到學校。她一天就在學校，我也不知道她在幹什麼。下了課我又把她接回去。那天晚上甘姐姐留下我們吃飯。吃飯的時候，她們就談到她心中的負擔，到山地去傳福音，因為她是學農的。她說去教他們種果園。那個時候因為我剛剛蒙召，所以我就想我的妻子應該也跟我一樣出去宣教。她有宣教的心志，不簡單。
她回台中以後，很禮貌地寫了一個明信片。（不寫信的，很保守的。）寫明信片什麼意思？就是裡面沒有什麼秘密，寫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那我也是禮貌地回了她一封信，說沒有啦，不客氣，都是應該的，還說希望以後有機會再見面。就這麼一句話，她接到以後就不得了。她是很謹慎的人，她說如果沒有主的引導，我們為什麼還要再見面？我跟你沒有任何關係，憑什麼要再見面？她一定要把這個搞清楚。其實我對她是蠻有好感的。她非常地可愛，年輕的時候就非常地可愛，特別記得她梳了兩條大辮子。
然後，我們就到了饒孝柏家，我看她很認真，她問了五個問題。第一，談談我們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第二，談談我們各人的家庭背景；第三，我們談談對家庭的看法；還沒談戀愛了，就開始談家庭。第四我們談談對屬靈的認識；第五我們談我們屬靈的前途。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是1976年3月29日青年節，我們在孝柏家談了一整天。從早上九點談到下午五點，吃中飯、吃晚飯，然後回家。沒談完。接著4月5日又趕回來，我從屏東趕回台中。終於一天半談完了。回去幹嘛？禱告。禱告了兩個月以後，她覺得她的感受是很正面。我說，很好啊。我是一個感情很豐富的人，其實在我的prayer list上已經有十幾個姐妹了。但是她說她有感動，那我就說好，因為其他人都沒有說有感動。結果就是這樣。
第二年，我準備畢業—6月4日畢業，我6月2日就回來訂婚。那時候就在韓婆婆家裡。其實韓婆婆開始的時候並不贊成，因為她對我和對她都很了解，她覺得我們兩個在個性上差別太大，她覺得不合適。等到我們確定要訂婚的時候，她卻把她的家打開。所以我6月2日訂婚，6月4日又趕回屏東參加畢業典禮。1979年1月21日我們結婚。所以我們是訂婚了以後才談戀愛。所以當人家講說婚姻是戀愛的墳墓，我有一點不大了解。因為我們是訂婚以後才談戀愛，那感覺多美啊！
我是1977年畢業的。談了兩年不到就結婚了。因為南珏是很保守的，我們訂婚了以後她才答應跟我出去，否則想和她約會都約不到的。所以我們是決定了婚約，才進行交往的。
後記：限於時間，訪談嘎然而止。吳正群牧師和徐南珏師母，日後在底特律中華福音教會推動基督化家庭事工，卓有成效。2002年11月，他們前來帶領我們教會的第一屆恩愛夫婦營（MER）；如今MER在我們教會，即將進入第30屆。他倆的故事，和他們的講課一樣地精彩，值得繼續追踪。
採訪：張應元，陳一萍
錄音整理：趙麗麗，王芳，梁名沛，張應元
責任編輯：張應元，陳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