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植德牧師訪談

《心版》同工組

編者按：在本會服事了整十六年之後，盧植德牧師（Rev. Chuck Lowe）於今年（2016）六月從英文牧師的職位上退休，移居佛羅里達，以方便隨時探訪分離多年的年邁的母親。在這離別之際，他接受《心版》同工的採訪，回顧了自己十六載的牧會服事生涯，並對會眾留下了諄諄囑託。

問：您是從小就想成為牧師嗎，或者說，您怎樣決定從事牧會的？
答：我是在高中最後一年時，第一次從朋友那裡聽到福音的。神是如此愛我，竟然差遣祂的兒子來為我而死—所聽到的讓我深思。既然耶穌願意為我而死，我決定要為他而活。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從事牧師這個職業。

在高中時，我的職業目標是為國務院到前蘇聯工作。為了體驗一下這個國家的情況，在高中最後一年，我參加了一個去蘇聯的旅遊團。在列寧格勒（現聖彼得堡），我們與一些想練習英語的共青團員聚會。經過兩天交流，我的聯繫人告訴我，既然我如此熱衷於談耶穌，那麼我應該成為一個牧師，而不是外交官。這是關於我未來職業的第一個跡象，但我當時並未意識到。

不久，我就從在一所世俗大學裡攻讀國際事務專業轉學至一所基督教教大學，以便我能更多地了解耶穌和研究聖經。那時，我的職業目標是利用我的俄語特長往俄國偷運聖經。但是可以想像，宣教機構是不大會任命一個二十一歲的小伙子去從事這樣一份工作的。

作為替代計劃，我考慮到去讀研究生—或者是聖經研究，或者是心理學。那時候，神學院的學費每年一千美元，而學心理學的學費則是每年一萬元。所以，經濟支付能力極大地影響了我的決定。

從剛信主時起，我就特別熱心於查經。在神學院學習時，正好有個機會可以在著名的福音派新約聖經學者Leon Morris手下讀博士。為此，我搬到了澳大利亞的墨爾本。

在那裡，我遇到了Irene。她也是到那裡讀神學的。此前她已當過七年高中老師，有三年任一個基督教女童組織（馬來西亞女童旅）的全國組織者。最終，她答應了，如果我肯到亞洲服事，就可以嫁給我。於是，從1984年起我開始在新加坡聖經學院新設立的研究生課程中執教。

可以說，我通往職業牧會生涯的道路是一步步的，而不是預先計劃好的。許多人錯誤地以沒有受到呼召為藉口，來逃避職業牧會的服事。在聖經中，被神直接呼召進入服事的只是例外（例如摩西、以賽亞、耶利米、保羅等），而非慣常的途徑（例如祭司）。現在回過頭看，就我的熱情與天賦方面來說，教授聖經和講道的服事再合適不過了。但我的職業方向是有機地自然形成的，而不是按我的預先計劃。

問：既然您已在新加坡執教於神學院，那又是怎麼回到美國，來到這個教會的？

答：有三個原因使我們回到美國。首先，我們屬於那種資助不足的宣教士。我們所屬的宣教機構OMF（海外基督使團）當時正在轉向新的財政系統，要求所有的宣教士都有完全的資助。所以我們只有辭職。

第二，我們的兒子Ben和Nate已經上中學了。新加坡的教育體系是非常嚴格的。由於宣教士的回國述職要求，每五年我們就要有一年在美國度過。由於兩國的教育體系是不兼容的，這樣搬來搬去對於孩子們是不可行的。

第三，這時候我留在新加坡聖經學院的必要性已經不是那麼明顯了。當我剛去時，作為研究生課程的教學主力，我是整個學校中唯一有研究型博士學位的。十六年後，光是在新約系，我們就有四位有博士學位的教授。儘管我依然是有用的，但卻不是必需的。我考慮過去剛剛打開國門的蒙古。但這對我的家人來說是不可行的，特別是考慮到孩子們這些年來一直都在學習國語。

有幾個因素使我們來到CBCGB。當我們考慮返回美國時，我們更希望在華人教會的英文事工服事，因為這是我們家庭最熟悉的。我們當然可以在別的地方生活。但是因為在海外服事時波士頓地區是我們的基地，我們自然是對這裡最熟悉了。每次返美述職，我們都是在BCEC服事。在1992-93期間，我在那裡幫助教大學生。那個課程Ruth Chuang也去上了，當時她還是威爾斯利學院的學生。所以當CBCGB徵聘英文牧師時，我們在這裡還是有些間接聯繫的。

一次偶遇幫我們確定了方向。在從新加坡來面試時，我們頭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乘坐了華航。那時候他們剛摔了幾架飛機，所以機票便宜。在教會面試後，在回新加坡的路上，我們與從洛杉磯飛往台北的李秀全牧師夫婦同機。於是在飛機上的幾個小時裡，我們得以坐在一起，聽他們介紹教會的歷史、服事及差傳事工。

問：能夠給我們說一下，在來到這個教會的最初幾年，因為沒有主任牧師而由你代行其職的那些充滿挑戰的日子嗎？

答：對於教會管理的研究表明，一般的教會大約每五年就會爆發一次內部衝突。在1999年12月，當我來這裡面試時，當時的主任牧師已經是他任職的第四年。所以我特意問到，是否有出麻煩的跡象。沒人覺得有，或者說，至少沒人告訴我會有。但當我來就職了，卻發現教會的領導結構正在變動中，而這種事情難得不導致關係緊張的。如果兩件事湊到一起，那麼衝突就在所難免了。如果教會的領袖熟悉教會運作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那麼是可以預見並制止衝突的發生。最近剛去世的Lyle Schaller，幾十年來一直是美國首屈一指的教會管理諮詢顧問，他所著的任何一本書都是很好的入門讀物。

第二，按照我的評估，我們還沒有成功地解決導致那場衝突的根源問題。對於教會運作機制的研究，以及幾十年來不同宗派的事工經驗都表明，牧者與非神職領袖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通常的緊張點。那麼，長老團該如何與牧師、傳道人們同工呢？不同宗派採取不同的對策。因為CBCGB是一個無宗派的獨立教會，我們並沒有一套固定的對策。另外，我們是華人教會，而華人教會通常是按家族生意的方式運作的，有一個“父親”處於最高位置。中國有句諺語，“一山容不得二虎”。那麼，誰來扮演這個教會“父親”的角色：是某位具有強勢個性的長老？是主任牧師？還是某個創會家族的大家長？

第三，當一個教會陷入衝突之中，很多人會受到傷害，就像一句非洲諺語所警告的：“大象打架，小草遭殃。”當受到傷害時，人們傾向於相互嚴辭指責，需要花很長時間悔改、饒恕和從衝突中復原。

問：在這個教會服事的十六年中，哪一段經歷給您留下最美好的回憶，流露出欣慰的笑容？

答：我最先想到的是，這個教會有兩個特色讓我特別感動。

首先，這個教會的中文堂原本以台灣來的華人為主，而現在一半以上是中國大陸來的第一代新信徒。能親歷到這一變遷，真是不同尋常。甚至教會的領導層也經歷了同樣的轉變。從我的視角來看，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平和轉變，是對福音團結效應的一個見證。

其次，我讚賞這個教會對聖經教誨的渴望和耐心。由於當代大眾傳媒和輕鬆娛樂的流行，在其壓力下，許多白人教會和牧師以輕鬆溫暖的勵志型演說替代講解聖經真道。CBCGB沒有屈從於這個壓力。

問：儘管我們的中文部和英文部都在同一個屋簷下，但是他們經常是像兩個單獨的實體一樣運作。怎樣加强两者的聯繫？

答：人們最常問我的關於中文部和英文部的兩個問題是：一、為什麼中文部和英文部不能有更多的共同活動？二、為什麼我們的孩子們更願意去所謂的“二代教會”（編者註：指以移民的第二代為主體的教會，相對於新移民為主的教會而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讓中文部和英文部有更多的共同活動的願望，與留住我們的年輕人的願望是相互矛盾的。教會必須選擇哪個優先，大概我們不會兩個願望都得到滿足。

具體下來，我有以下建議：

首先，我們並不是只有中文部和英文部兩個事工，而是至少四個：中文部、英文部、青少年事工、兒童事工。那麼這個問題就應擴展為：到底應把四個事工共同的活動擴展到什麼程度？而我們的問題只提到兩個事工，這本身就表明了我們意識中的盲區。

其次，我們大概不應只有四個事工，而是該有十個、十二個。關於教會管理的研究表明，想把所有事情放在一起做的這種本能，對於60-100人規模的教會是可行的。但一旦超過這個規模，人們根本不可能記住那麼多名字，或進一步發展關係。當一個教會發展到我們教會的規模後，它就會需要大量的、不同類型的分組來起凝聚作用，每個分組的規模平均在60至100人。

第三，各個分組應該各不相同：不同的語言、音樂形式、敬拜方式，以及不同的活動和事工。中、英文部都應考慮提供多堂敬拜，每堂敬拜都有不同的音樂風格、講道風格。這樣更廣泛的人群都可以在自己習慣的文化環境中成為事工的對象。現實地看，實在不能想像，一個來自台灣的七十歲老人、一個中國來的四十歲的中年人和一個在美國生長的二十歲的年輕人，會都覺得同一種敬拜或講道風格對自己合適，或者在同樣的社交活動中有共同的興趣。在商業領域裡，針對不同的消費者群體，公司通常會有不同的產品系列，“只有一個通用尺寸”的做法通常被認為是一種低效的策略。在與人打交道方面，我們應該像商業領域中一樣，採取同樣明智的策略。

問：在你每日的服事中，什麼是最有挑戰性的工作？

答：一個很緊要的問題是，要保持一種外向型的服事方向。並不是人們不關心“外人”，而是受“帶寬”限制。研究表明，大多數人最多只能記住六十個名字，最多只能和六個人保持密切的關係。於是，一旦他們的網絡裡填滿了六十個普通的朋友和六個親密的朋友，他們就不再拓展新關係，因為如果那樣就無法維持現有的關係。這樣的結果就是，新來者就很難被納入已形成的網絡。沒有朋友，人們就不會堅持來教會。當人們不再來這個教會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會不再去任何教會。因為在來這裡之前可能已經試過好幾間教會了，他們不一定會再嘗試另一間了，而是氣餒，甚至徹底與教會脫離。

因此，不論對於教會，還是對於來訪者，在我們的關係網絡中有“空缺”是至關重要的。這也是很難實際的。有些教會特意將新來的人安排到同一個或幾個小組裡，這樣他們就可以遇到別的同樣也在尋找朋友的人。有的教會則會就各小組的存在時間設立時限：如果一個小組不能吸引足夠的成員來保證它自動分生，那麼在一定時間內（比如兩年），這個小組就會解散，成員重新分配，以免因現有成員間的關係過密而使新來的人感覺被排斥在外。

不論採用何種對策，為來訪者和教會本身著想，在關係網絡中有“空缺”是很關鍵的。

問：當新的英文牧師來就職後，作為退休/卸任牧師，您對他有什麼忠告？

答：我不打算向新牧師提建議，但是要給會眾提一些忠告。
現代管理學的創始人Peter Drucker認為，世界上有三種最困難的工作：大學校長，醫院的首席執行官，和地方教會的牧師。而原因是一樣的，這三種角色都要管理許多相互競爭的利益集團和不同的期望值。人們不斷地將不同的期望值施加給領袖們，將他們的機構拉向不同方向。

著名的教會管理諮詢顧問Lyle Schaller給出了牧師所能扮演的十二種獨特的角色（另外還有他沒提的，因此這個清單實際會更長），同一個牧師最多只能做好其中的三樣。因為其中一些角色是相互排斥的，所以這特定的三種角色必然是那些需要類似的才幹和個性的。
所以我對會眾的忠告是雙重的。

首先，確定你們最想讓新牧師完成的三項任務，和最想要他具備的三種技能，並確保它們相互兼容。找一個具備這三種技能的牧師來行使這三項職能，明白地將其他九項中安排給其他牧師、傳道人或同工，使他從中解脫出來。在年度審核時，只就那三項職能進行考評。（因為將牧師作為受薪僱員來考評是違反聖經教導的，所以對負責其他職能的人，不論是否受薪，也應考評其履行其職責情況。）

第二，需要記住，他/她與我的三項擅長大概會有差別，就像我與我的前任盧敬雄牧師在專長有差別一樣。因此，會眾自己也需要調整、適應。這是費時間的，而且經常是令人不安的。會眾應該知道，會有一段調整期，這期間會有挫折、失望和關係緊張。要允許新牧師按自己的方式施展身手，按照他/她的呼召去做，而不是做前任所擅長的。

後記：在退休後，盧牧師打算將時間用在研究與寫作上。寫作的範圍包括靈修閱讀，如何查經，以及某些神學話題。盧師母則希望能繼續從事特殊教育。

盧牧師的個人博客地址為：
https://thebibleyear.wordpress.com/

錄音整理：張建、邵健、吳京寧
英譯中：吳京寧
責任編輯：吳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