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教運動五百年隨想

吳京寧

1517年的萬聖節前夜，一位在威登堡大學教授神學的奧古斯汀會修士，給他的上級美因茨大主教寫信，抗議贖罪券的銷售，並隨信附帶了一篇按當時慣用體裁以拉丁文寫成的論文，陳述自己的論點。這就是馬丁•路德和他的《九十五條論綱》，改教運動的導火索。因著這一事件，繼1054年東西方教會的大分裂之後，西歐教會再次分裂為羅馬公教和諸多新教教派，而歐洲也從此快速進入近現代社會。

路德重申因信稱義、五個唯獨（唯獨聖經，唯獨信心，唯獨恩典，唯獨基督，唯獨上帝的榮耀），對於教會回歸基督教的正統信仰是功不可沒的。在路德的葬禮上（1546），墨蘭希頓在將他與歷史上的先知、使徒、教父們並列。而世俗社會對於他的歷史地位，也是給予同樣的高度肯定。但是，我有時卻在想：假如路德能親臨今日的世界，他會有一種何種的心情，對於自己發起的改教運動會後悔嗎？

乍聽起來，這似乎是一個奇怪的想法。但是，如果了解了改教運動的社會背景，再結合五百年來教會發展的歷史軌跡，也許這一問題就不再顯得奇怪了。

當時，歐洲正在從停滯的中世紀走出，經濟、思想日趨活躍。而路德所代表的，是在經濟上上升、在知識上渴求、在信仰上虔誠的新興市民階層。他有著與中世紀的教士、僧侶不同的眼界，但其教會觀卻又是秉承傳統，相信統一的大公教會。當提出《九十五條論綱》時，他想的依然只是改革教會內部的弊病，而不是革命。當時教會中類似性質的抗議、交流並不少見，因此大主教和教廷並未給予太多重視，只是打算依慣例派人把這個放肆妄言的修士訓斥一下。但是，事件的發展卻如大大超出雙方的預料。

與東方教會相比，西方教會一向有著獨立於並超越世俗王權的傳統。但是，“權力帶來腐敗”這一規律對於教會一樣也適用。在克呂尼運動全面更新信徒、教會的屬靈生活後，教廷的權威曾在十一至十三世紀達到鼎盛。但是此後教皇制逐漸衰微，教廷先後依附、勾結法國國王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為了滿足奢華生活和修建羅馬的大教堂，教皇們發明了向各國信徒斂財的贖罪券。而這一行為的核心，即在於教皇對信仰的解釋權和“因行為稱義”的錯誤信條。同時，教會中聖徒崇拜、聖物崇拜、朝聖、苦修等行為流行。因信稱義並非路德的新發現，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它作為基要信仰的意義卻分外凸顯出來。

在此前的一百多年裡，教廷與皇帝的勾結，曾將威克里夫和胡司的改革之聲強行壓制下去。但是時代不同了：不久前古滕堡發明的商用活字印刷，為路德思想的傳播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西歐各國逐漸形成的民族意識、活躍的市民階層，以及各有打算的諸侯們更成為路德的堅強後盾。這些信仰之外的因素成為改教的催化劑。於是，不僅有路德，更有了慈運理、加爾文，改教運動在中西歐如火如荼地展開，基督教再也不是過去一千五百年中的形式了。

因信稱義、五個唯獨，作為改教運動強調的核心信條，是改教先驅們針對當時教廷的錯誤教導的歸正，其意義在於將基督徒從無謂的苦行、贖罪券以及聖徒、聖物崇拜中解放出來。但是，它們並非基督教信仰的全部。如果將它們片面化、極端化甚至庸俗化，新的謬誤就會相應而生。

在某些人看來，既然是因信稱義，那麼好的行為就是沒有必要了，就可以放縱自己了！路德在世時，這一問題即已露端倪，因此才有墨蘭希頓在《奧格斯堡認信》中強調，“愛與好的行為必須與信心相伴。”十八世紀敬虔主義運動的興起，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對於此類謬誤的一種糾正。四個世紀後，潘霍華牧師對那種“廉價的恩典”進行了形象的描述：“人們以為只要在知識上接受了這一概念，就足以獲得罪的赦免。……宣講饒恕而不需要悔改，受洗禮而不遵守教會的紀律，領聖餐而不必認罪，獲得赦免而不需本人親身懺悔。”時至今日，人們依然在用“信”作為擋箭牌，為淡漠公義的行為辯護，為不擇手段的“成功神學”背書，神的恩典被庸俗化為今生的富足、成功。

路德當年的理想是一個統一在聖經真理之下的教會。但是，活字商業印刷的出現和教育的普及，使得讀經不再是少數神職人員的特權，而是每個讀經者都有自己對聖經的理解，並相信自己的理解才是代表了真理。在這一點，即使路德本人也不能倖免。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僅整個西方教會的統一沒有實現，甚至改教運動各宗派間也無法統一。在1529年的馬爾堡會談中，路德與慈運理對於十五個神學議題中的十四個達成了一致，但是卻由於對聖餐的不同理解而導致會談破裂。在1541年的雷根斯堡會談中，墨蘭希頓與教皇代表就因信稱義達成雙方都能認可的聲明，但是卻同時為路德與教皇否定。在這裡，我們看到的已經不再是對於信仰的虔誠，而是人的固執己見和思維的封閉。同樣的事情一再在改教運動各派間發生：慈運理對於蘇黎世的重洗派，加爾文主義者對於荷蘭的抗辯宗，英國國教與清教徒間。掌權的一方自以為真理在握，對於異見還是異端，鎮壓起來都毫不留情。

最為慘重的，還是百年之後主要在歐洲天主國家與新教國家之間進行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這場戰爭以德國為主戰場，使其各邦人口劇減 25-40%。儘管信仰之爭是戰爭的起因，但真正驅動雙方相互殺戮的，卻是躲在信仰口號後面的那些世俗因素：土地、權力、財富。在戰爭中，中古時代基於共同信仰的“神聖停戰”不再重現，基督的愛蕩然無存，連威登堡人口都被消滅四分之三。硝煙落定，改教運動的對立雙方終於意識到了，誰也無法戰勝對方，而宗教寬容、信仰自由是何等可貴。

三十年戰爭後，統一的基督教國度（Christendom）的理想則漸行漸遠。曾經為改教運動提供保護的新興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最終取代了基督教信仰，成為驅動歐洲政治生活的主導因素，甚至成了人們新的信仰，而基督教信仰則慢慢被降格為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對於國家的忠誠即是成為德國新教教會的一大特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各國的教會已經無論是非，陷入空前的愛國狂熱中，各自為自己的軍隊搖旗吶喊。在納粹主義興起的過程中，佔德國人口三分之二的新教教會和信徒，除了潘霍華和尼穆勒等少數人，多數成為納粹暴行的旁觀者或同謀，製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劫難。

改教運動後的五百年中，新教各宗派不斷碎片化，從最初的幾個宗派，到後來的幾十個，如今更是成千上萬，而信仰的虔誠度與屬靈光景並不見得比天主教、東正教更好，新型“贖罪券”的兜售又在出現。同樣的，信息技術也像當年的印刷術一樣，讓人們的生活、思維方式發生了巨變。我要問：新時代的路德，新時代《九十五條論綱》，你們在哪裡？

作者屬鹽光團契

責任編輯：潘 瀾